移情是人類生活中常見的審美現象。羅茲在他的《縮形宇宙論》中對此進行了解釋：“任何用眼睛看到的形式，無論多么微小，都能讓想象力把我們帶入其中，分享它的生活。這種在自己的地方分享情感的方式，并不僅限于我們人類這樣的生物。我們不僅可以和鳥、喜鵲一起飛翔，和羚羊一起跳躍，或者鉆進蚌殼里分享它們單調的生活，還可以想象我們是一棵樹，享受著綠芽或者微風的快樂，也就是和我們無關的事情，我們還可以給它們情感讓它們獨一無二。比如一個建筑是一堆死東西，我們給它情感，它就變成了有機物；石榴柱的墻變成了活潑的肢體，表現出一種氣餒，我們把這種沮喪搬回了心里。”按照這種推理，哲學家看事情深，凡人看事情淺是很常見的。一叢草對我來說可能只是草，但對你來說可能會變得茂盛。在他看來，這可能是“野火從未完全吞噬它們，它們在春風中又長高了”。英國詩人華茲華斯說：“一朵小花能喚起如此深刻的思想，以至于我無法用眼淚表達。”既然一朵花有這樣的共情魅力，世界上其他美好的事物就更是如此。移情對文學藝術的創作影響很大，象征主義詩人波德萊爾說：“如果你關注了外來物，你就會忘記你的存在，很快你就會與外來物融為一體。你看著一棵玉樹臨風的樹在微風中搖曳，但在一瞬間，它在詩人心中只是一個自然的比喻，在你心中變成了事實。你開始把你的情感欲望和悲傷一起借給那棵樹，它的搖曳就變成了你的，你自己也變成了一棵樹。同理，當你看到那只鳥在藍天上盤旋，你覺得它不平凡，不死，你自己也會變成一只鳥。”法國作家福樓拜在講述自己寫《包法利夫人》的故事時也感慨萬千地說：“寫書的時候完全忘記自己，過上自己塑造的任何角色的生活，都是一種享受。比如今天我既是丈夫又是妻子，是情人又是他的妾。我在森林里騎馬，行進在秋天的黃昏前。森林里長滿了黃葉。我覺得我是一匹馬，是風，是他們甜蜜的情話，是讓他們充滿情浪的眼睛瞇眼的太陽。”在這里，由于作者在創作之初就有一種強烈的與萬物的創造相交融的共情感，他會不由自主地追隨作品中出現或將要出現的意象，去分享共情所產生的巨大的審美內心感受。在藝術欣賞過程中，移情的作用更加明顯。比如你心情好的時候，好像大地的山川都在朝你點頭微笑。“有一首春風和一首歌，歌飛到我心里”；當你心情不好或遭遇意外打擊時，世界上的一切都以低沉的心情變得暗淡無光，“那里花瓣已落盡如淚，孤獨的鳥兒已唱出哀思”。看過《鐵道游擊隊》的人來棗莊，總覺得要在飛馳的列車上一試身手。很多讀了《少年維特之煩惱》的德國青年，不禁對書中主人公的經歷感同身受。他們變得抑郁無法自拔，模仿書中主人公的結局自殺。由此可見，移情作為一種重要的審美現象，起著重要的作用。另外，紙上寫的方塊字之所以被鑒賞家們引用為“神韻”、“骨勁”、“體態”、“神韻”，也只是因為他把自己心中的漢字的形象功能移到了自己欣賞漢字的“字”本體上。共情在廣告創意過程中更為常見。比如上海金馬廣告公司總裁顧成，不自覺地把對小說《減去十歲》的欣賞轉移到了“美女”皂上，創造了一個“今年20，明年18”的絕妙廣告口號。
央視前副主任陳漢源被一句“做個好夢”勾起了回憶，想起了家鄉的小溪，想起了夢里的母愛和母愛，立刻把世界上最崇高最無私的愛轉移到了“強大”的洗衣機上。父母為孩子辛苦了一輩子，應該把媽媽從繁重的家務中解放出來。所以“強力洗衣機，愛媽媽”的口號不僅感動了創作者本人，也感動了很多消費者。金川啤酒電視廣告中的綠色草原、金色燕麥、燕麥紡出的啤酒瓶，往往會讓消費者從無意識狀態下對這一形象的審美欣賞中，感受到對這一品牌啤酒的共情。移情的審美功能可以在廣告作品的欣賞中看到。比如廣東某廣告公司為格蘭仕集團做的企業形象廣告就是一個例子。觀眾通過欣賞“擲鐵餅者”、“大力士”和“思想者”等西方古代人物，對企業的系列產品品牌產生了共鳴，進而深刻體會到其廣告語言“創造人生真諦”的艱巨性和企業的專業性。再比如“中汽”在臺灣的廣告，觀眾會從父親堅實的肩膀上感同身受對“中汽”的信任。在“保時捷車”廣告中，在買不起品牌車送一束花的移情欣賞中，人們也意識到車如鮮艷的花朵般迷人，是戀人最好的信物。因此，如果我們的廣告人在做品牌或企業形象廣告時，能夠把握移情的審美意義，一定會使廣告作品受到消費者的歡迎，進而引起消費者強烈的購買欲望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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